“猛醒救国”的抗战女星！开国大典的珍贵视频中，在天安门城楼上，有一位女性开国元勋，镜头在她身上虽然仅停留了大约3秒钟，却让人印象深刻，谁能直接叫出她的名字？
1907年7月15日，广东潮安庵埠镇陈厝街的一户华侨商人家里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个不被祖母和大母亲待见的小女孩，日后会成为让周恩来、邓颖超亲自送花圈的传奇人物。
她就是陈波儿，一个剪掉大辫子离家出走，把电影明星、作家、革命战士三种身份揉成一团的奇女子。
少年时期的陈波儿活得像个叛逆标本。
父亲是商人，母亲是姨太太，她在家族里的地位可想而知。
听二哥陈述猷讲完思想启蒙故事后，她直接剪了辫子，顶着个“革命头”就跑了。
求学路线从厦门到香港，再闯上海，甚至东渡日本，读的是政治经济系，却一头扎进中共外围组织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。
1929年10月，她加入“中国济难会”，次年2月参与发起“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”，正式踏入左翼文化运动。
1931年，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找上门，她连夜逃到香港，从此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时，陈波儿经老师郑伯奇介绍认识了明星公司老板周剑云，就此跨界进入电影圈。
她和赵丹搭档主演处女作《青春线》，一炮而红。
但真正让她声名大噪的是1934年的《桃李劫》—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，她和袁牧之合唱的主题曲《毕业歌》响彻大江南北。
这部片子不仅奠定了她的影坛地位，还让她和袁牧之产生了超越工作关系的情感。
感情这事在陈波儿这儿从来不按套路出牌。
她早年和任泊生相爱结婚，跑到香港办婚礼，生下长子任克，小儿子却两岁多夭折。
丧子之痛让她把精力全扑在工作上。
任泊生后来再娶，居然跑来找陈波儿要求恢复夫妻关系，被她当场严词拒绝。
在她看来，这简直是天大的侮辱。
结束这段婚姻后，她与袁牧之走到一起，两人既是艺术伴侣，也是革命战友。
1935年12月，陈波儿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事——和宋庆龄等16人联名上书，要求与被捕的“七君子”同罪同罚。
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举动，在她那儿稀松平常。
1936年，她奔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。
主演的《生死同心》，塑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女青年形象。
1938年，战火弥漫华夏大地，演员陈波儿投身抗战影视事业，在影片《八百壮士》中倾情演绎童子军旗手杨惠敏。
她以真挚动人的演技，将乱世中少年巾帼的赤诚与勇毅尽数展现，这部影片随后陆续在菲律宾、缅甸、法国、瑞士及香港等地区公映。
跨越地域阻隔，向世界真切展现出中国女性挺身而出、坚韧不屈的抗战力量，让国际社会看见中华儿女的爱国风骨。
这一年的冬日，是她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光。
彼时战火肆虐、山河飘摇，中共中央委派她带队，奔赴华北敌后一线开展支援工作。
前路布满日寇的层层封锁与重重危机，她毫无惧色，毅然带领队伍穿梭在炮火前线。
征程之中，她和队员们2次横渡湍急凶险的黄河，6次冲破日军严密布下的封锁线，每一次前行都直面枪林弹雨，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一次次出生入死的历练，褪去了她身为影视明星的光鲜稚嫩，让她的内心愈发坚定果敢，彻底完成了从文艺工作者到革命战士的蜕变。
抗战胜利后，硝烟尚未完全消散，陈波儿依旧深耕文艺救国领域。
她与袁牧之携手参与筹建东北电影制片厂，扎根战地影视创作，牵头拍摄系列新闻纪录片……
同时，她还倾力编导中国第一部木偶片《皇帝梦》，以新颖的艺术形式传递思想力量。
在动荡的岁月里，她以笔墨光影为刃，在炮火纷飞中默默耕耘，为中国红色电影事业筑牢了最初的根基。
1951年，她到广州处理公事，顺便接母亲一起回上海。
火车上她对母亲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不离开你。”
可谁知，这句话竟成永诀。
同年11月9日，她在上海与编导人员座谈时心脏病突发，经抢救无效于次日逝世，年仅44岁。
邓颖超闻讯后沉痛悼念：“波儿同志，你的死讯带给我沉重的悲痛……”
回望陈波儿的一生，最让人震撼的不是她拍了多少电影，拿了多少奖，而是她始终把党、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重要得多。
她不是那种躲在摄影棚里摆pose的明星，而是会冲到绥远前线慰问将士、敢在日寇封锁线上来回穿梭的战士。
她把“明星作家”的光环碾碎，揉进抗日救亡的浪潮里，变成一粒粒火种，点燃了后来者的路。
今天当我们再看《桃李劫》和《八百壮士》时，看到的不仅是黑白胶片上的光影，更是一个女人用生命写就的答卷——在民族危亡的时刻，她选择站在哪里，又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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